因为对于软件开发的好奇和兴趣，通过自学我于 1999 年进入了软件开发这样的领域。2003 年进入了通信行业（UTStarcom、Motorola、Nokia Siemens Networks），2012 年则离开了通信行业进入了互联网行业并工作至今（Alibaba）。

  第一次工作出国是在 2007 年，目的地是 Motorola 公司的总部美国芝加哥。那次经历让我发现国外工程师的工作与生活状况与我在国内所习以为常的全然不同，最直观的感受是他们能很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且工作质量和效率比国内高。另一个观察是，每一个工程师似乎都具备做架构师的能力，而非像国内那样这种人凤毛麟角。中外的工作感受反差给我带来了刻骨铭心的震撼，不仅在之后持续地影响了我对提高自身工作质量和效率的重视，也让我会很重视观察公司层面如何用机制去保证工作质量与效率。

  2011 年底我出版了《专业嵌入式软件开发——全面走向高质高效编程》一书，将自己高质效工作的方法和经验做了总结。基本上随后的每一年，我都会以该书的内容给企业做内部培训或应邀到全国不同的城市开设公开课，所接触的企业包含西门子、OPPO、福昕软件和多个研究所等，人员则来自全国不一样的行业的嵌入式软件开发工程师。这种“走出去”让我有更多的机会观察和了解当下工程师的工程能力而间接地感受到中国软件在嵌入式领域的发展水平。

  2012 年加入阿里巴巴后的前四年，我所从事的是桌面浏览器的开发工作。当初选择加入阿里巴巴的技术原因，是因为将要从事的桌面浏览器开发工作是基于 Google 开源的 Chromium 项目（Chrome 浏览器的开源版本），而该项目具有相当高的技术难度和复杂度。后来我有机会负责阿里集团服务网格（Service Mesh）技术的落地，所基于的解决方案同样来自开源，分别是 Google 的 Istio 项目和 Lyft 的 Envoy 项目。能这么说，近十年的阿里工作经历，也是实践和观察 Google 这样的公司和多个开源项目如何运作大型软件项目的过程。

  从 1999 年进入软件行业至今，一直有幸见证着中国软件的进步与发展。在中国软件蒸蒸日上的今天，是时候讨论进入文明时代了。

  国内不乏像福昕软件这样的小而美的企业。2014 年我给这家企业做内部培训时，除了知道她是 Foxit PDF Reader 的开发商外，意外地得知那时 Chrome 浏览器所用的 PDF 渲染引擎也是福昕的。如今此公司已服务全球 6.5 亿用户。

  国内也不乏大约二十年前大学毕业生趋之若鹜的全球知名通信设施制造公司。这一些企业向来低调地闷声发大财。低调并非因为技术门槛低；相反，技术门槛相当高。

  这一些企业因为人员规模、行业发展成熟等原因，似乎无以代表当下中国软件的繁荣。在中国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大潮之下，在全球欢呼元宇宙的时代背景之下，无疑互联网行业能很好地代表当下中国软件的繁荣。前有 BAT 指代百度、阿里和腾讯，后有 TMD 代表头条、美团和滴滴。从大学毕业生很想进入这些公司就能看出她们确实代表着当下繁荣的中国软件行业。

  等一下，“繁荣”究竟是指什么？我以为：第一，从业人员钱拿得多；第二，人才需求量大；第三，价值创造迎合当下时代所需；第四，行业内的企业蒸蒸日上（营收、解决就业的人员规模等）。估计用这些表面能看到的事实去诠释“繁荣”读者不大会反对。

  然而，基于我的观察，过去十年中国软件的工程能力并没有质的提高，即便在开源软件发展得欣欣向荣的大背景下，国内工程师和软件企业很少关注工程能力背后所需的职业素养的培养和沉淀。这导致中国没有能力创造性地做出 Chromium、Fuchsia、Android 这样超大规模的软件项目。甚至基于这些超大规模软件项目做二次开发，也很难依葫芦画瓢地确保开发质量与效率。

  工程能力是一种非常综合的核心竞争力，包含软件设计、架构平滑演进、质量保证有效性与效率、软件交付速度、流程、工具和工程文化等在内，围绕美（包含易用性）、质量和效率三个关键字（词）展开。理论上，繁荣发展的中国软件应当让中国的工程能力水涨船高地积累起来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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